这部纪录片要拉《姑苏晚报》“入伙”

《姑苏晚报》记者成为被拍摄对象。 刘亚玉摄

剧组在苏州新闻大厦取景。记者 王敏悦摄

正在照看摄影器材的张彬。记者 王敏悦摄

本报记者 王敏悦

自3月28日开机以来，苏州青年导演刘亚玉执导的纪录片《烽火弦歌》已经紧锣密鼓地拍摄了近半年。从草长莺飞的春，到酷热难当的夏，摄制组从苏州出发，沿着前人的足迹，在北京、重庆、成都、南京、扬州等地寻找“国立二中”（江苏省常熟中学前身）的历史源流，寻找苏州崇文重教的文化根脉。

日前，摄制组再次前往南京、扬州取材拍摄。这一次，在这场影像寻根之旅当中，《姑苏晚报》在推动者、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身份之外，又解锁了另一重身份——纪录片里的一个被拍摄对象。

决定了

把《姑苏晚报》拍进纪录片

春末夏初，纪录片《烽火弦歌》川渝线的寻访告一段落。一个将雨未雨的傍晚，手机的微信提示音响起，导演刘亚玉发来信息：“我决定把《姑苏晚报》写进我们的故事线。”

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在记者的意料之外，但又在情理之中。去年11月20日，《姑苏晚报》刊登的报道《苏州教师执导纪录片获大奖》，令《烽火弦歌》的拍摄计划获得更多关注，从而促成了如今这场影像寻根之旅。今年4月，记者随摄制组赴川渝重走抗战期间江苏等地学子的西渡东归之路，寻访“中学版西南联大”——“国立二中”的旧影萍踪。寻访途中的动人故事，以《在口述、档案和故地寻找“国立二中”》一文见诸报端。借助《姑苏晚报》的影响力，这个来自苏州的纪录片团队，和他们的影像计划，又得到了更多支持。

冥冥之中，一段寻访苏州教育源流的影像旅程，一个年轻热血的摄制团队，和一张与苏州日常息息相关的新闻报纸，三者联结，让一个朴素而又真诚的梦想落地生根，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。

记者也因此“摊上了大事”，成为摄影机的一个聚焦对象。整个故事，将以一种奇妙的套盒结构呈现：如现实中真实发生的那样，摄制组用影像寻找“国立二中”，《姑苏晚报》记者用全媒体手段记录这场寻找，与此同时，记者入画，也成了摄制组的拍摄对象之一。

导演刘亚玉从中看到了一种共性：“两者都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，逆流而上去寻找，去记录，去为后来者留下一些珍贵的记忆。”

于是，8月摄制组再度启程，前往南京、扬州继续寻找“国立二中”时，记者也再度出发，既是作为这次寻找的一个报道者，同时也是作为摄制组的一个拍摄对象。在正式出发之前，摄制组还特地来到独墅湖畔的苏州新闻大厦，记录下传统媒体从业者在媒体转型大潮中的工作日常。

“我觉得我们的故事需要一个新的视角，比如，一个90后的年轻记者怎样去看待当年那群年轻学子的流亡，怎样去看待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追溯。”刘亚玉说，“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也想稍稍触及当下的媒体语境，关注不同媒介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达。”

再出发

酷暑里寻找“国立二中”

8月中旬，记者随摄制组抵达南京。彼时正值酷暑，室外气温35℃，一行人拖着沉重的器材，从住地步行两公里至南京市第一中学。尚未到达目的地，记者已经汗流浃背，碎发粘着脖颈，潮热难耐。这是此行的第一站，等待摄制组的，是南京一中的退休教师、多年从事校史研究的郭东辉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南京一中（旧称“南京市立第一中学”）的部分师生西迁，与苏浙皖等地的其他师生合流，在重庆的北碚与合川成立“国立二中”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校内非江苏籍师生各回原籍,无家可归者则随学校复员常熟,委派校长严立扬主持复员工作。

摄制组希望，在这段关于“国立二中”的曲折历史中，打捞关于南京一中的“碎片”，去补足这段寻访的“拼图板”。于是，几经周折，他们找到多年来苦心梳理南京一中校史的郭东辉，希望他以旧档、史料为支撑，口述历史。

于是，在南京一中的一间小办公室里，这块“碎片”得以被拼凑完整。整整一个下午，为了现场收音，办公室里没开空调和电扇，记者同摄制组一起，与郭东辉展开对谈。尽管这方空间闷热、狭小，但郭东辉收集的资料翔实、丰富，令所有人觉得不虚此行。

结束南京的拍摄，第二天一早，一行人又坐车前往扬州。抗战爆发后扬州沦陷，江苏省扬州中学（旧称“江苏省立扬州中学”）的师生星散四方，其中亦有部分师生汇入“国立二中”。扬州中学退休教师、校史研究专家张铨正是摄制组此行的采访对象。

采访当天中午，84岁高龄的张铨和老伴早早地等候在校门口。两位老人领着记者与摄制组在扬州中学的校园里漫步，如数家珍般讲起那段关于“国立二中”的历史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和同事到处采访、广泛联系从前的校友，对那段历史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。

“这些老人做的工作让我们很感动。在一次次的寻访中，我们也备受鼓舞，坚定了要把这个故事拍好的信心。”《烽火弦歌》制片人张彬说。

找答案

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了

寻找“国立二中”的这半年，《烽火弦歌》纪录片团队与《姑苏晚报》记者都希望找到同一个问题的答案：在这个高度信息化、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里，创作者应当如何坚持进行优质内容的创作？纪录长片和深度稿件，是否与受众的观看、阅读习惯已然相悖？

无论是4月的川渝之行，还是此次的江苏之行，寻访过程中，摄制组与记者时常围绕着相关问题进行讨论。这样的讨论有时发生在转换拍摄地点的高铁上，有时候是在酒店房间审看素材时，有时则在草草对付一顿饭的工作间隙。

“我还是想做一些能够真正留下来的、经得起反复咀嚼的好内容。”理想主义者张彬如是说，自始至终，他都坚持这一点，过程中也有不被朋友和同事理解的时候。因为，摆在他和《烽火弦歌》摄制组面前的问题是：长期来看，如何让这部充满情怀的纪录片获得市场关注？以及很简单直接的——如何收回成本？

媒体的报道让他们做的事情获得了更多关注。在刘亚玉看来，这是现如今媒体生态下的一种“惺惺相惜”。“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优质内容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我觉得越是在这样的信息洪流里，好的内容越是弥足珍贵，就像你们这些专业媒体人坚持的一样，有时候可能表达的形式和手段与以往不同了，但对优质内容的追求是不会变的。”

诚然，在寻找“国立二中”之外，这群年轻团队里的每一个人，都得到了更多其他的东西。

寻访过程中，张彬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，恰可以表明这次寻访的意义。他写道：“为什么出发？从华北到西北，从江苏到重庆，从北京到南京，因为一段历史，踏上一段旅程；为什么出发？从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，到当下民族复兴、大国崛起，这些亲历者接续起一个民族的文脉；为什么出发？从线上到线下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子里，从社交媒体获取支离破碎的、奇观式的中国。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了。而这段旅程，终归会有答案。”